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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夾縫中的日本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政策分析

作者:高蘭(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導師)、趙麗娟(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)

當前,中美關係面臨多重挑戰,但美國大選後雙邊關係仍具有靈活性,有調整空間。在中美對立的夾縫中,日本作為“第三方力量”的協調作用逐步增強,但協調空間日益減少。為此,日本採取了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,即三種戰略空間下的外交政策:在“第一空間”日美同盟框架下,日本尋求有限的自主外交;在“第二空間”中美關係框架下,日本探求在中美競爭的夾縫中相對中立的平衡外交;在中美關係框架外的“第三空間”,日本加強與歐洲國家以及澳大利亞、印度等國的合作。日本實行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政策,是基於國際協調的多邊合作戰略,中日之間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。中美關係走向將直接決定日本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政策的前景。中日關係穩定發展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並推動中美日關係的改善與積極發展。

(一)日本對疫情下的中美關係及其對日本影響的認知分析

隨着疫情暴發及美國對華“戰略競爭”激化,日本國內圍繞疫情下中美關係及其對日本影響的認知出現變化。日本對美、對華政策開始出現調整跡象。

基於中美關係的惡化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,日本國內出現了關於中美關係“脱鈎”“中美對立”的總體判斷。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認為,中美關係是十分成熟的大國關係,無法“脱鈎”。此外,關於中美關係“脱鈎”是否長期化也有分歧。例如,擔憂如果中美“脱鈎”會導致對立更加激化、擔心捲入中美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等。

日本對疫情下中美關係及其對日本影響的認識呈現多元化特徵。日本在繼續維護日美同盟發展的同時,尋求美國許可下的靈活外交空間;認可中國崛起的事實,但擔憂中國的發展方向。此外,針對中美對立的發展趨勢,日本出現了部分批評美國的聲音,希望中美兩國加強溝通及危機管控。

(二)中美夾縫中的日本外交抉擇: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的形成與發展

隨着中美博弈格局的形成與發展,全球政治版圖將分為中國、美國兩個大國力量體,日本、歐洲國家等則是居於中美之外的“第三方力量”。基於重建“第三極”世界的戰略思路,日本希望作為“第三方力量”發揮國際協調作用,防止中美對立局勢走向危險邊緣。但日本在中美之間進行外交周旋的空間狹窄,隨着中美對立加深,日本更難以做出決斷。

日本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的內涵可以概括為三種外交戰略空間下的外交:“第一空間”為美國主導的日美同盟框架。在此框架下,日本尋求有限的自主外交。

“第二空間”為中美關係框架。在此框架下,日本尋求在中美對立的夾縫中相對中立的可能性,採取“中國-1”以及“美國+1”的做法實施“平衡外交”。所謂“中國-1”,是指日本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,撤走部分在華日企,將供應鏈擴展到其他國家。所謂“美國+1”,是指在美國“退羣”的圈子裏,日本繼續“守羣”,堅守、經營原先的“羣”,同時期待美國重返並主導這些“羣”。

“第三空間”為中美關係框架外的外交空間。在“第三空間”,日本推進多元化合作體系,意欲“成為自由貿易的旗手”,填補美國“退羣”、反全球化留下的真空。日本希望加強與歐洲國家、澳大利亞、印度等中等力量國家的合作,進一步鞏固“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”(CPTPP)“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”(RCEP)以及日英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(EPA)框架,尋求參與“五眼聯盟”,繼續推進“印太戰略”等經濟安全合作。

總之,對日本來説,日美同盟確保了日本戰後的經濟繁榮、安全穩定,卻限制了其戰略空間,尤其“美主日從”的同盟結構、同盟困境制約了日本自主外交的訴求。另一方面,中美之間逐步形成並日益激化的所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以及雙方持續的“纏鬥”困境,給日本帶來巨大壓力。日本在中美之間謹慎周旋的同時,實施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政策,迫切希望開拓上述三個外交空間,緩解夾縫中的壓力,最大限度地實現日本的國家利益。

(三)日本選擇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政策的原因

日本作為“第三方力量”選擇在上述三種戰略空間下實施不同的外交政策,原因大致包括四個方面。

第一,出於地緣政治因素的考慮。中日儘管存在安全困境卻是“永遠的鄰國”,不僅一衣帶水,其巨大的經濟利益無法完全割裂。

第二,日本自身的政治抱負。日本一直尋求擺脱戰後體制,成為“普通國家”。

第三,中美之外的世界構建。在中美之外的“第三空間”,日本與歐洲等地區和國家有許多共同利益,可以抱團取暖。

第四,沉重的歷史記憶。戰後以來,日本有多次被美國忽視甚至“越頂外交”造成衝擊的經歷。根據格倫·斯奈德的“同盟困境”理論,任何結盟國家都要在“被拋棄”和“被牽連”之間尋求平衡。日美同盟對於日本來説具有複合作用,日本既獲得了美國治下的和平繁榮,也時刻擔心被美國忽視拋棄,或被“拉下水”,受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的牽制。“尼克松衝擊”是日美關係史上最具有震撼力的事件之一,“越頂外交”給日本人帶來十分深刻的歷史記憶。這挫傷了日本對於自身作為美國重要盟國戰略地位的自信,顯示出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處於相對附屬地位的歷史宿命,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日本外交政策具有“搖擺性”與“反覆性”。此外,其他的歷史記憶包括,美國對日本經濟貿易的多次全面打壓;美國對日本錯誤的“歷史認識”問題的敲打與警告;數個“特朗普衝擊”等。

總之,儘管戰後日美建立了同盟關係,但美國從其國家利益出發,在政治、經濟、歷史問題等方面對日本進行多次打擊。由於地緣政治因素、日本自身的政治抱負、中美之外的“第三空間”共同利益,以及沉重的歷史記憶等多重原因,日本逐步形成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政策,對中美日三邊關係的發展帶來一定影響。

(四)日本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政策的特徵及影響

為了避免捲入中美大國競爭造成的嚴重危機,日本正在採取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,呈現出三個特徵。

首先,具有綜合的多維視角。具體內容包括:在日美同盟框架下,日本尋求有限的自主外交;在中美夾縫中,日本尋求相對獨立於中美之外的中立外交;針對歐洲及其他廣大的“中間地帶國家”,日本開拓中美之外的第三空間外交,擴大日本外交斡旋空間併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。

其次,強調傳統的戰略原則。自主與中立是日本的外交戰略,也是原則問題。此外,日本希望與其他“有志國家”即“中間地帶國家”一起,推動中美相互剋制,實現建設性對話。

再次,呈現策略性、漸進性的特徵。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本質藴含日本的兩個戰略意圖:其一,日本在中美間進行居間調停的同時,需要尋找在中美“選邊站”外的戰略突破;其二,在中美對立的持續纏鬥拉鋸戰中,可能出現中美兩國因相互戰略消耗導致兩國戰略力量下降的趨勢,日本希望尋找力量真空地帶,提振日本的國際影響力,實現其政治大國的抱負。

種種跡象表明,日本作為“第三方力量”採取的外交政策,將產生以下影響。

第一,日本加強自主外交政策,加強有限自主防衞的努力,將增強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,但也會加深日美同盟間的同盟困境。

第二,日本採取在中美之間的中立外交,加深了中日之間的協調與競爭關係。

第三,避免了日本在中美對立中必須“選邊站”的兩難處境,增加了日本外交的主動性與靈活性,擴大了日本外交斡旋的空間。

第四,“第三方力量”外交的外溢效應正在逐步顯現,除日本之外,歐洲國家也逐步採取對華協調政策,相對降低了各國因對美“選邊站”而對中國造成的周邊壓力。實際上,與日本相似的其他“第三方力量”國家,如歐洲國家、新加坡等都紛紛表示,不應在中美之間“選邊站”。

今後中美關係可能持續性緊張,日本在中美夾縫中的外交斡旋空間會日益縮小,日本將日益尋求作為“第三方力量”的外交訴求,努力實現中美對立框架外的戰略脱圍。日本力圖在日美同盟框架內獲得相對的自主與有效的自立,在謹慎維持與中美兩個大國關係的同時,試圖有限引導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。

(本文原文刊載於《日本學刊》2020年第6期,文章觀點不代表參考消息·參考智庫立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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